认罪认罚在虚开发票刑案中存在的问题-凯发游戏

以刑事辩护律师的角色，参与了一些涉税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。在浩瀚的刑案大数据面前，以下我分享的只是自己非常有限的办案体会，肯定不能代表认罪认罚制度的基本面。只是切换一个角度，从刑事辩护的角度谈谈对认罪认罚适用的切身感受。

第一，认罪认罚让虚开发票案件简化为一个数字。复杂的税收与发票管理规定，在认罪认罚当中被极简化处理了。被告人在案件当中属于虚开方还是受票方，有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，这些都不再考虑。最终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比较，过线就诉。

第二，认罪认罚在检察机关的主导下，使得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指导判例的效果大打折扣。由于领导体制的关系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对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并没有直接影响。在起诉阶段，被告人引用最高院的判例，可能会被视为不认罪的表现。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想依赖最高院指导判例的被告人，早在起诉阶段就缴械投降了。后面审判阶段胆敢变卦，又面临着检察机关的抗诉。

第三，认罪认罚成功瓦解了被告人与辩护律师之间的相互信任。一听到认罪认罚可以缓刑，绝大多数的刑事辩护法律服务就事实上宣告终结了。没法再干下去了，因为没有辩护律师可以担保后面的辩护一定成功，一定比缓刑要轻。这时候，再去和被告人谈无罪辩护的思路，被告人是会有想法的。究竟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律师自己多做一单生意？有了这层意思之后，律师也没办法再做解释。对律师来说，正义和生意很多时候确实没办法分开。离心离德之后，有效的辩护也就不再会有了。于是，认罪认罚之后，被告人大多是单人独骑勇闯天涯了。

总体的理解，认罪认罚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在检察机关主导的认罪认罚程序中，辩护律师与检察官的地位是极度不对等的，无法就罪与罚的问题展开有效的辩论。这就导致被告人还没等到开庭的那天，命运就已经确定了。检察机关的会议室不是法庭，却事实上取代了法庭。对于涉税类专业性较强的案件来说，认罪认罚束缚了辩护律师的手脚，也使得怀揣缓刑承诺的被告人禁声，最终导致一些案件丧失了基本的定罪标准，在是否逃税等基本事实都没查清楚的情况下，稀里糊涂就结案了。

每个人都不是永恒的执法者，每个人都有解甲归田的一天。只有公平的法律规则，才能真正使得司法的阳光照耀在每一寸土地上。